生活方面，寺崎先生很快就適應了。但在工作方面，他卻遇到了一些困惑。

——在安排時間計劃的時候，中國總是很慢。一般情況下日方，尤其是公務員，在1個月前就要制定出大體計劃，至少一周前就會給出詳細時間安排。但中國通常不是，有時甚至到了當天才能確定下來。遇到這種情況，日本人就會想，我們可是知事（相當于中國的省長）親自出馬，你們竟然還遲遲不能確定由誰接見，這不是故意難為人嗎？

不過，在我們了解了中國的體制和辦事方式之后，才明白其實那并不是故意刁難。而且一般活動當天都能順利進行。中方也并不是沒有做準備，只是有些事還沒確定好，或者只是沒有正式通知而已。另外，應對媒體的方式也有所不同。日本的知事、市長因公出國，都會親自出席記者會，發(fā)布信息，回國后也會在記者會上進行匯報。而中國的省長、書記并不親自露面，而是通過新聞發(fā)言人。此外，日本的知事等政府官員對中國政要進行禮節(jié)性拜訪時，日本至少會提前對媒體公開信息，而在中國，做法也有差異。

如果從日式的價值觀考慮，很多事情都會變得難以理解。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讓日本了解中國，了解這里的風俗習慣、思維方式和辦事方法。說起來這也和翻譯的職責類似。

通過這些經(jīng)歷，寺崎先生對于在華以及海外工作的重要性又有了新的感悟。

——我認為，所謂文化差異，首先要認同“差異”的存在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不能認清這一點，就會用本國的價值觀來衡量事物，判斷對方的優(yōu)劣好壞。我們一定要意識到彼此價值觀和行事方法的不同，在此前提下，理解對方的立場，而不能因此為對方貼上好壞的標簽。

在北京工作的這段時間里，寺崎先生也曾遇到過一些事情，令他印象深刻。

——我們每年都會舉辦日中地區(qū)間交流推進研討會。去年研討會期間，CLAIR舉辦的外國青年聘用項目（JET Program）的參加者們齊聚一堂，交換意見。當時印象很深的是，中國的幾位參加者嘆息道，因為釣魚島事件的影響，中日交流進入到了冰凍期。而他們的主要工作都是與日本的交流往來相關(guān)，交流中斷了他們也就沒有用武之地了。

我之前一直抱有一種“受害者意識”：日本的地方自治體是獨立于國家存在的，國家之間出現(xiàn)問題，為什么必須終止地方間的交流呢？花了幾十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友好關(guān)系不就毀于一旦了嗎？但后來仔細想想，中方的處境其實是最為艱難的。在中國，地方與中央在態(tài)度和行動上都要保持一致，這與日本是不一樣的。這也讓我深刻地感受到，凡事一定要從多方面考慮。